“塔克—伍德命题”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视角
发布日期:2019-12-24 19:02   来源:未知   阅读:

  塔克、伍德及其支持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非道德主义批判,根据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适应原则”以及“剥削有理且正义”等论据,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论点,引起了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总问题之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正义学说的新论域。

  内容提要:塔克、伍德及其支持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非道德主义批判,根据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适应原则”以及“剥削有理且正义”等论据,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论点,引起了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总问题之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正义学说的新论域。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者并不认可上述观点,并分别从正义的“意识形态之思”“生产方式决定正义的固有缺陷”“剥削是资本主义最大不正义”等方面对“塔克—伍德命题”予以回应与反驳。塔克、伍德及其支持者由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法贯彻到底,在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同时,碎片化处理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因而,“塔克—伍德命题”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诠释并不成功,其理论架构从本质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既达不到马克思基于整个人类社会正义的价值关怀高度,也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包庚,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利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哲学革命深化的比较研究”(14BZX003)的阶段性成果。

  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开启了正义理论研究的新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试图挖掘马克思理论中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规范性理论资源,其代表人物柯亨、罗默、埃尔斯特、伍德等人纷纷从不同角度,致力于重构一套可以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平等主义政治学说。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统一与延续,但是,在有关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细节问题上,却存在极大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就是由所谓“塔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 Thesis)引发的有关“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思考,即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随着理论争议范围、深度的不断拓展与延伸,这一命题甚至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赞成派”与“反对派”两大对立阵营。可以说,由这一命题开启的有关马克思与正义关系的“总问题”之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正义学说的新论域。

  自美国学者罗伯特?查尔斯?塔克(Robert Charles Tucker)出版了专著《马克思主义革命观》(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 W.Wood)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一文以后,他们关于“马克思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共同议题,促使西方学界围绕马克思与正义理论问题,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学术争论。其中,塔克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不会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观点,伍德对此表示赞同。两人都坚持认为马克思拒斥从正义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道德评判,甚至主张资本主义剥削及制度并非不正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并非不正义的辩护观点被称为“塔克—伍德命题”,并在学界引起广泛争鸣。塔克、伍德及其支持者(包括米勒、布伦克特、卢克斯等人)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关于马克思正义观总问题之争。

  塔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首先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争议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前者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的空场,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或内部辩证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①后者则主张重视马克思主义早期著作中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以及自由正义的价值维度。塔克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化论证。在他看来,革命阶级从事革命的斗争不是基于物质满足,从历史总体看,生产利益以及分工导致的人的奴役和非人化,才是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主题,而非种种道德批判。通过对《哥达纲领批判》中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解读,塔克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与正义毫不相关,因为“马克思绝不是力争社会公平的宣扬者,任何主张分配公平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问题的那些人都是错误的”。②

  伍德承继了塔克的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否认正义是评价社会的最高“规范性标准”,因为“正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合理性标准,它不具备任何真正的权威性;它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想,不同的个人和阶级都在这种幻想中投射着他们的利益、愿望与幻觉”。③在伍德看来,“‘正义’在根本上乃是一个法权的或法定的概念,是一个与法律和依法享有的权利相关的概念”。④马克思之所以不可能用一种法权概念的正义去批判资本主义,就在于正义作为意识形态,其本身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因而不可能作为判定一种生产方式是否正义的标准。也就是说,由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正义,不能反过来用于评判生产方式本身。判定某种制度是否正义,首要的应该是从生产根源着手,而不是依据上层建筑中的规范标准。此外,伍德主张,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阐发的一系列“综合理论”并非道德理论,他也没有必要为确保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更加充分而专门诉诸哲学原则或评价性观念。况且,马克思出于对非道德善的重视,不会从权利、正义、价值等道德善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我实现、异化等概念的讨论并不能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建立道德基础。⑤即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并非是要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是依据严格缜密、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由此可见,伍德之所以认定马克思站在非道德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即对人的不必要的奴役才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乃至被消灭的历史趋势。尽管伍德不否认资本主义是行将毁灭的不合理制度,但他却声称,仅就资本主义的剥削、奴役、经济不稳定等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事实层面予以谴责、批判足矣,即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无可避免的衰落趋势而反向推导,就从道德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

  总之,伍德认为用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主义立场;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科学性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道德论证与事实说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用道德性来审视科学性,不仅超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甚至有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科学论证降格为道德控诉的危险。

  基于对生产方式的倚重,塔克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不公平性,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无人性的,是人进行其生产活动的不合人情的方式”。⑥但无论如何,正义从根本上是由现存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按照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起作用的唯一适用的公平标准来说,资本主义完全是公平、正义的。同时,塔克坚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侵犯公平分配的正义原则,假使马克思认为现存秩序的基本罪恶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那么社会主义者抗议分配不公平就自然地似乎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更糟的。⑦在塔克看来,从道德上和理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是生产方式,因而,在如何看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剥削与正义关系问题上,生产方式起到了绝对的决定作用。“每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自己的分配方式和有其自己的公平方式,从某种其他的观点对其做出评价是毫无意义的。”⑧

  伍德高度赞同塔克的“生产倾向性”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正义概念不是规范性概念,正义描述的只是交易行为、分配制度同生产方式的合适程度。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分配制度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正义的。伍德援引马克思的原话“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⑨作为论据,并就此指出,马克思对交易正义观的一般看法是,正义就在于同生产方式相一致或相适应。⑩意即,作为法权的正义概念依赖于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是判定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同理,交换正义取决于它在一个制度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看它对生产方式的结果如何。所以,既然资本主义的法权概念与剥削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并与其相适应,那么据此“生产决定论”就逻辑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正义的”结论。

  可见,塔克、伍德一致认为,马克思用“正义”一词界定的仅仅是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规则的遵守,而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其与这种生产方式的具体适应,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上层建筑相适应,那么资本主义就是正义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定性,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而不能用其他标准判定资本主义制度不正义。

  正是基于生产方式决定正义规范的标准,塔克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因为“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一天的全部价值后,资本家就有了占有劳动力使用一天创造的全部价值的一切权利”。(11)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否认资本主义劳动剥削不公平的原因就在于,“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

  伍德认同塔克的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资本家完全有权占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带来的剩余价值。尽管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一种奴役,并造成了工人凄惨、痛苦的生存状况,但资本就其本性而言,必然通过占有和累积工人无偿劳动的方式剥削工人,维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对此,伍德甚至宣称,认为奴役“隐含”不正义的人,是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奴役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与邪恶。(13)如果反向理解,这句话意在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奴役他人,但只要剥削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那么剥削就不仅有理且实属正义。由此,伍德甚至得出了“任何提议把剩余价值从资本中抽离出来并且停止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最明确的不正义”(14)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结论。

  如果说伍德是从“相适应标准”来判定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德雷克?艾伦则更激进,“对资本主义来说,资本家不可能付给工人与他所创造的价值相等的工资,因为工人无权得到他所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他仅仅有权得到他的劳动力价值”。(15)这一结论旨在说明,劳动者虽然出卖劳动力,创造出剩余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迫的等价交换,资本家通过交换得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便有权利拥有雇佣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不可能付给工人与他所创造的价值相等的工资,因为如此一来,工人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而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没有资本主义。(16)所以,资本主义的正义是资本家的正义,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免于遭到来自正义的批判。伍德与艾伦都坚称资本家有权占有剩余价值乃是出于马克思的原话:“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17)德雷克?艾伦甚至批判伍德犯下了承认资本家“掠夺”工人的错误,在他看来,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合法财产,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占有剩余价值不仅不是掠夺,而是完全正义的。

  与塔克、伍德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人及其他学者纷纷撰文对“塔克—伍德命题”进行批判式回应与反驳。学者们在有关马克思正义观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学术偏好与研究结论,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形成了赞成方与反对方两派。总体来说,赞成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而不是道德体系,因而马克思不会通过正义的“历史性”范畴批判资本主义不正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剥削也不能构成批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依据;而反对派则主张从政治价值规范角度出发,论证社会主义的价值优越性、剥削的非正义等,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方面的辩护,以期唤起西方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柯亨坚持激进平等主义理论立场,力图通过平等主义政治学为社会主义辩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证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优越性。罗默和埃尔斯特则坚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批判离不开平等主义原则的支持。由此,“塔克—伍德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谱系中最具争议性的开放性论题。

  伍德坚持认为正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根本不能作为评判社会制度的“规范性标准”。但杰弗里?雷曼对此予以否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不仅是规范性的,而且是真正的正义理论,“即一种说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真正正义或不正义的理论,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武器,还是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防御新压迫形式的盾牌,其价值都是无可争议的”。(18)此外,在其他学者看来,即便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正义的区分却不可能只从道德论证和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理解,因为,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承载着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从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时,正义(公平)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支撑这一制度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制度不正义的主张。

  麦克布莱德则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在纵向和横向上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正义”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就正义横向的复杂性来说,认为正义就是既定的具体事务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保持着一致性就显得完全不够了,因为这似乎暗示着生产方式是一个刚性的、没有弹性的结构,特定的实践或者适应它,或者不适应它。(19)可以说,麦克布莱德以意识形态的多重元素为切入点,从根本上否认了伍德关于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独断结论。英国学者斯图亚特?怀特也对此指出,对马克思而言,说什么为正义或不正义,仅仅是说它遵循或没有遵循那些服务于既定的、从长远来说是暂时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规范,而不是说它在任何道德意义上、在非相对性的意义上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20)菲尔?加斯珀虽然同意“马克思将仅对资本主义进行纯粹的道德批判看成是浪费时间,这是对的”,但他并不认可伍德对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并指出,“一种道德批评与一种有关如何改变事物的阶级分析相结合,可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人民会更热烈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斗,当他们相信正义在他们那一边的时候”。(21)

  胡萨米认为,把握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弊端的立场及出发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但伍德过分强调事实分析,把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个价值中立、毫无正义感与道德情怀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代言人。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的自我实现、共同体、平等观念本身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规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实现这些规范的制度前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我实现、共同体、平等观念能为推翻资本主义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总之,伍德由于否定了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意义,其结论必然有失偏颇。

  杰弗里?雷曼认为,伍德虽然指出了所谓的交换正义,但他没有看到的是,马克思所界定的情况是由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自我标准造成的,“资本主义的正义标准具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正义的标准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方式,并不是标准本身的问题,而是只用它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而不是用来衡量社会关系本身的问题”。(22)这句话旨在说明,伍德及其支持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得以维系的表面出发,看待资本主义是否正义,而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缺陷及工人与资本家不对等的利益关系来看待正义问题。也就是说,“正义是否与社会生产方式相一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正义”本来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不是评判后者的根本标准,否则就是同义重复。

  胡萨米也强烈反对正义就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点,他认为伍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义的判断完全错误,因为他既片面解读了《资本论》的某些段落,又误解了马克思实则在讥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正义”。伍德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规范作为评价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在强行冠以马克思之名。在胡萨米看来,仅从资本主义交易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出发,就判定资本主义正义,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同一生产方式内的道德观念与被压迫阶级之间关系的看法”。(23)也就是说,伍德只看到规范的社会决定因素,而忽略了规范的阶级决定因素,以至于社会被压迫者不能也无法批评他们的生存条件甚至制度的不合理、不正义,因为这些与生产方式相适应,而生产方式又不是他们能任意选择的。但实际上,马克思不只是把规范同生产方式相联系,“还把规范同生产方式内部的各个社会阶级联系在了一起”。(24)正是在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义的基础上,胡萨米进一步阐述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决定因素,他强调指出,社会的不同阶级必然有不同的正义标准,无产阶级完全可以用自身的正义标准批驳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

  尼尔森也对伍德从生产正义推断资本主义制度正义表示不满,他指出,“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就是挑战它的生产关系制度以及从中产生的分配制度。断言这一剥削制度是不正义的就是断言存在着这种生产——分配和实践的制度是不正义的”。(25)在尼尔森看来,伍德拒斥从道德、意识形态角度论证资本主义是否正义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指认生产体系是否正义而不是交易等流通体系,才是判定资本主义制度正义与否的关键。他指出,“考虑马克思的思想中是否存在一种批判,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不公正,有别于对资本主义生产中资产阶级虚假的、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伍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评判资本主义制度正义的标准,既不合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断言一种生产方式是不正义的,而取替它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将会更为公平。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它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和颇为有用的主张”。(26)

  布坎南虽然在很多观点上趋同于伍德,但是关于剥削是否正义的问题,他却根本区别于伍德,并认为伍德所持“剥削正义”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他没有看到马克思谴责了这种流于自由、平等表面上的交易正义,“‘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27)布坎南还从内在法权批判指出,“由于正义概念本身具有规范的内容,因而当它被应用于对有关事实的扭曲看法时,就能使某些交易合法化,并因此有助于生产方式的平稳运作”。(28)伍德坚称剥削正义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是用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来论证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的正义性。

  胡萨米根本否认“剥削正义”,在他看来,伍德等人只看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流于交换表面的“正义”,而忽略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掠夺以及贡献与报酬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等,构成了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实质。一方面“资产者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来聚集财富,享用物质和文化成果”;(29)另一方面,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只能通过“平等交换”,充当被资本主义剥削、压榨的工具——出卖劳动力商品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从正义的角度看,工人仅仅被当作价值增值的工具,其人之为人的本质却被抹杀。此外,胡萨米认为,伍德等人仅仅根据马克思著作的个别段落,就指称剥削正义是马克思认可的观点,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实则是用“诡计”等语词讽刺、谴责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严正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于号召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从而免于遭受资本主义非人的、非正义的剥削,而伍德的剥削正义结论,恰恰是建立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

  埃尔斯特考察了剥削的非正义问题,并认为马克思具有一种既支持对剥削的谴责又支持观的正义理论。在他看来,首先,“剥削”一词具有明显的价值负载与道德意味,带有道德不当或不公平的意思。(30)从规范意义上讲,剥削对剩余价值的不当占有就是非正义的。其次,埃尔斯特明确指出,资本家的交易造成了它们是超历史的正义的假象。因为,无论什么生产方式都必然有特定的正义理论,而任何正义理论都必然为现有制度提供辩护支撑,所以,马克思否认的是“超历史”而不是“正义”。(31)最后,伍德认为,工人受剥削是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的必要代价。但埃尔斯特在对“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进行实例分析以后,明确指出,剥削者不劳而获,被剥削者付出大于收获,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由于道德论证不能触及剥削非正义的根本,埃尔斯特进一步指出,社会的按需分配原则是最高级的正义标准,也是破解剥削非正义的根本路向。

  一般而言,学者的主张受其历史语境、价值立场与研究方法的制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义问题论述的历史语境,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精神实质的前提。如果说上述争论反映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历史语境把握和价值立场上的差异,那么从方法论上深入剖析则是准确把握塔克—伍德命题的另一个维度。塔克、伍德等人极其强调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解释模式固然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适用性,但如此一来,“却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指向’,因而也就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性和现实感”。(32)同时,他们出于明显的方法论及理论误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贯彻到底,在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同时,碎片化处理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导致他们根据所谓“交易正义”“生产方式决定正义”等方式,把马克思只是根据特定历史条件提出的正义观念,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正义的一般形式,把资本主义的平等形式化地理解为绝对正义,最终得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这一似是而非的结论。

  塔克、伍德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忽视,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精髓,甚至误解马克思正义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及主要内涵,因而,既不能还原正义的历史真相,甚至为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永恒性辩护,并在实质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具体来说,首先,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在充斥暴力、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以及正义的历史原则来看,剥削、奴役在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就是不正义的。因而,资本主义“正义”既经不起历史追溯,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考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中指出,“工业资本家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33)在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的同时,(34)马克思还明确表述了雇佣劳动制度如何迫使那些除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卖的人“自愿”地出卖自己,“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汉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而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5)随着历史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工人阶级“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36)由此可见,塔克、伍德之所以直接否认资本累积过程中的不正义,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产生之初的罪恶批判,不懂得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及其分裂性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

  其次,伍德虽然不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奴役人的谴责,以及资本主义充满不合理而必然走向覆灭的判定,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奴役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毫无限制地谴责这种奴役,就是在谴责现代社会的所有生产进步。”(37)殊不知,伍德认为雇佣劳动及剥削由于能够为资本主义创造利益而实属正义的观点,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及“使命”如出一辙,因为他们“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38)可见,正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导致伍德得出了这种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错误观点。

  最后,从伍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遭遇到更多来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组织内部的阻碍,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越来越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本质过程的累积后果使其难以维系。(39)可以看出,伍德仅仅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思考正义问题,而没有把资本主义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中。但实际上,马克思始终把人类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事实发展变动中,揭示资本主义罪恶,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并把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根本宗旨。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指认资本主义是由于不正义而必然走向终结,但他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不正义,又在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判断中预设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正义主张——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了陷入在伦理道德范围内思考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窠臼。而这些都是塔克、伍德忽略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的肯定,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支配、奴役并非不正义的观点,掩盖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正义在平等、正义幻象下演绎的现实。

  塔克、伍德认为,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揭露而非道德审判,他们主张站在非道德主义立场上,重新思考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不正义的问题,其可贵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助于人们理解不是从道德或法学概念引申出来的空想,而是以往人类时代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

  但问题在于,塔克、伍德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忽略与无视,只考虑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却没有进一步考量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规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是说,塔克、伍德等人惯于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使之成为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导致正义等道德规范被相对化,甚至被全面排斥,似乎马克思拒斥所有的价值观念,批判所有蕴含“意识形态的幻想”的道德规范。但是,恩格斯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0)这里,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是为了批判费尔巴哈忽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并不等于他们绝不会对资本主义道德败坏进行鞭挞。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会拔高正义在物质生产与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也不会全然否认正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着“批判的武器”的作用。正如他曾指出,无产阶级对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不公平、强制性的“觉悟”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41)尽管塔克、伍德首先指认了正义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对生产方式的依附性,既避免了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代言,又为论证生产方式决定正义奠定理论基调,但是无论这种论证手法多么高明,都不能掩盖其抛弃辩证法,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事实。甚至可以说,他们表面上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的肯定,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自由、不平等结构化的肯定,也就是说,伍德等人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支配、奴役并非不正义的观点,实则是掩饰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正义现象必然在公正、正义的幻象下,成为不容置疑、不易打破的既定现实。

  其次,伍德偏执于分析框架,极力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当性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正义性辩护,而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运用辩证逻辑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正当性与非正义间的悖论。马克思有条件地承认的只是资本主义剥削“暂时的历史正当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42)此外,伍德既承认资本剥削意味着支配和奴役,又否认蕴含在支配、奴役中的不自由、不平等就是不正义,既承认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存在不平等,又否认资本家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都体现了其抛弃辩证法,孤立、片面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论误区。

  最后,塔克、伍德由于不能掌握辩证法的实质与实践本质,侧重于用学理分析方法解读马克思,脱离了实践主题,把马克思规约于“解释世界”的话语分析当中,而不是贯彻马克思坚持“改变世界”的实践逻辑——着眼于消灭剥削和私有制消除不正义,更没有认清正义在马克思看来不是超历史的理论假定,而是一个随着生产发展不断推进的“实践”的概念。总之,由于其单一的话语分析与理论逻辑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塔克、伍德等人不能深入全面地把握道德的规范本质以及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当中的实践价值。

  塔克、伍德把交易正义和正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作为证明资本主义正义最有力的分析框架,但实际上其最明显的方法论误区就在于把正义局限于所谓“交易正义”和“生产决定论”。

  伍德由于误解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交易正义相联系,仅仅是在言明经济交易和交换关系的正义性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本意,而武断地坚称正义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同时,伍德只注重劳资双方在市场交易中出于自由、平等而显示出正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一旦深入到问题实质的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使“交换转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转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转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43)也就是说,伍德等人没有认识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根本体现。

  此外,为了说明马克思使用“掠夺”“侵占”等词表示资本家谋取剩余价值与资本家有权占有剩余价值之间的逻辑自洽,伍德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正义概念,资本家应当抢劫工人以及工人应当被迫向资本家进贡,乃是完全正义的,因为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是一种合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常规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之所以是“正义的”,就是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及生产力优势,对弱势者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但是,这种弱者就该牺牲自我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逻辑,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马克思仅仅在等价物交换层面上说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性”,而不是“正义性”,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联系。

  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所谓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必将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所打破。而塔克、伍德一再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辩护,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雇佣劳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正义”,忽略了雇佣劳动制度非正义的实质。总之,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是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只是加深了对人的剥削、奴役,那么伍德对资本主义生产剥削与奴役制度的辩护与马克思对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预设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他所坚称的“资本主义并非不正义”这一观点的破产。诚如雷蒙?阿隆在其《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不是因为其固有的不正义,而是通过其固有的不正义”。(44)马克思不会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正义与否的道德批判来论证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将通过不正义的事实走向灭亡。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问题,为深化研究马克思正义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知识资源。伍德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塔克的理论遗产,运用特有的知识立场对马克思正义思想重新解读,具有创新性价值。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按照这一进路深入挖掘马克思与正义的内在关系,而仅局限于“文本解构”的认知方式,选择性地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截取某些片段作为证明其观点的“证据”,这一做法有放弃整体、割裂马克思主义甚至曲解、误读马克思主义之嫌。

  “塔克—伍德命题”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诠释并不成功,其理论架构从本质上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抛弃辩证法、用形而上学态度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既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精髓,也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价值;同时,这种遵循资本主义制度逻辑重构出来的似是而非的“正义理论”,根本达不到马克思基于整个人类社会正义的价值关怀高度。同时必须看到西方学者由于立场不同,以及偏执于分析方法或道德控诉等论证方式的缺陷,割裂了马克思对待正义问题的科学论证与价值判断的辩证原则。可见,只有首先把握问题域,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与独特魅力,并科学地贯彻到实践中去。总之,对于西方的某些理论,我们不可迷信盲从,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去深入研究,甄别其精华与糟粕,借鉴其科学与合理之处并运用于解决中国问题,才能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增强我们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的自信。

  ①[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③[美]艾伦·伍德:《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段忠桥教授的回应》,李义天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⑤张晓萌、马凤阳:《非道德主义立场下的马克思哲学话语反思——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理论视野》2018年第4期。

  ⑥[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2012年,第45页。

  ⑩[美]艾伦·伍德:《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段忠桥教授的回应》,2018年。

  (11)[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2012年,第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13)[美]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马克思与正义理论》,李惠斌、李义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15)[美]德雷克·艾伦:《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12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1页。

  (18)[美]杰弗里·雷曼:《马克思正义论的可能性》,《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377页。

  (19)[美]麦克布莱德:《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论正义》,《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340~341页。

  (20)[美]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417页。

  (21)[美]菲尔·加斯珀:《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评艾伦·伍德〈卡尔·马克思〉一书》,刘宏勋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

  (22)[美]杰弗里·雷曼:《马克思正义论的可能性》,2010年,第379页。

  (23)[美]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49页。

  (25)[加]凯·尼尔森:《马克思论正义:对塔克—伍德命题的重新审视》,《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010年,第2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0~301页。

  (28)[美]艾伦·布坎南:《布坎南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林进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

  (30)[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32)郗戈:《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5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9~70页。

  (44)[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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