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从完达山到朗润园
发布日期:2020-10-16 10:34   来源:未知   阅读:

  周其仁说,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因为他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周其仁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周其仁去黑龙江插队,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

  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他参加各种读书活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

  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参与其中。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资深的农村问题、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年轻的周其仁曾在其领导下展开研究工作,他认为:“杜润生老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盖尔约翰逊(1916-2003),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等。他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在美国留学期间,被其学术态度触动,他觉得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罗纳德哈利科斯(1910-2013),英国经济学家,曾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曾表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周其仁在留学期间阅读了科斯的全部著作,但未曾谋面,回国后才与科斯在关于变革中国的研讨会上相见。

  顶着有些花白的头发,周其仁先生进入了新的采访。在隔壁房间,一个采访刚结束。

  近日,周其仁出版了两本新书《改革的逻辑》与《城乡中国》。从1979年开始,他关注城乡发展,密切参与中国改革,对时事发表看法,乐在其中。《城乡中国》如今出版上册,还在写作过程中,和他的经济学研究一样,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

  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求学、治学,周其仁向来温和、理性,写文章专业,做学问严谨,不空喊口号,不故作惊人之语。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认为“挨骂最少”。

  周其仁的人生也在城乡间穿插奔走。1968年,18岁的上海青年去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回到了城市。毕业后,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题目包括土地产权、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1989年,去英国、美国求学。

  1996年,周其仁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开设多门课程,带领学生在城市、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曾说:“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从完达山到朗润园,周其仁对城乡中国的关切,在真实世界里求索的精神,延续至今。

  2010年,周其仁带着一家老小,包括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内,回到了在黑龙江下乡的地方。现在来看,他当年“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摁在那里。

  作为知青,周其仁插队的经历并不顺畅。1967年,他前往江西,想在那里插队,“结果江西还在武斗,吸收不了人”,只好返回上海。次年,上海学生对口去黑龙江插队,周其仁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上海到北大荒,火车向前,城市越来越远,四天三夜之后到达东北农村,一路上,周其仁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差距。

  来到黑龙江农场,一般先被分到农业排,要割草、锄地、扛粮食等等,“人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干这些农活,我们没有不适应,反而以此为荣,觉得越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周其仁说。

  在农业排,农业劳动表现好,才能去机务排开拖拉机,“这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事情”。没有成功开上拖拉机,在农业连队劳动半年,周其仁被分到完达山打猎,直至1976年才下山。

  打猎是农场的一项副业。在深山老林,周其仁和师父住自己盖的茅舍,大多吃小菜园里种的菜。他跟着师父打猎,主要学习捕鹿,挖了很多陷阱,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四处巡视。“如果鹿掉进去死了,可以吃肉,还有一张鹿皮的收益,如果在陷阱里鹿还活着,那抓来养殖,发展成一个鹿群,产出鹿茸,经济收益就更大了。”

  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周其仁当时的理想是要去缩小城乡差距,“一代年轻人为什么要下乡?就是因为城乡有距离,我们想通过改造农村,把农村建设好。”周其仁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动员令”,内容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

  回忆起来,63岁的周其仁笑了笑。他对记者说:“当时不是通过发展城市来带动乡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而是让城里人下乡,把城市的力量咔嚓一下送到农村去,后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如今,周其仁称“上山下乡”运动为乌托邦,因为“理想主义色彩太浓”。

  重回下乡农场,教周其仁捕猎的师父已经去世,当时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农二代”受教育的程度高,大多已不再从事农业。走访时,问当地人,知青到底带来了什么变化?其中被肯定的变化有两条:知青到当地小学做了老师,师资水平比过去高;知青去了医院,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

  对于周其仁个人,“上山下乡”运动也带来了很多益处,“除了锻炼身体,体格强壮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毕竟了解了社会实际情况,不会有那么多想当然的东西,你看报纸,听广播,看样板戏,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出了问题,“不能跟着书本走,在想象世界里打转,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

  这一经验影响深远。2006年,周其仁出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提出在开展经济学研究时,要立足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仅是他个人网站最显著的标题,也成为他学术生涯奉行的基本准则。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他是一个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1977年的年末,在农场的大喇叭里,周其仁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前是挑人上大学,现在是自己考,感觉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当时特别激动。”

  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知青返乡,学校撤销组织,安徽凤阳点燃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恢复全国高考。这一年,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

  政策之变突如其来,周其仁却在无意中做了充分准备。到农场不久,他的父亲不断从上海给他邮寄书刊,寄书的同时,连续编号,“最后有好几百个号码”。书寄得多了,引起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把周其仁叫下山,进行面试,想要他在农场教马列课。面试他的教官,是日后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最后,他被留下教课,“到底是小城镇,信息灵通,恢复高考的消息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接收到了”。

  第二年,周其仁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此后,他参加校内外多种读书活动,有一次聚会,他听到了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的消息。其时,朱嘉明已经来社科院读研究生,两人不时结伴参加活动。谁也没有想到,参加这类活动的一位人大老师,把当时一些青年人的想法转述给了自己父亲的战友杜润生。杜时任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对学生们的议论颇感兴趣,还把他们约去交谈。

  1981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周其仁回忆,研究组成立时,杜润生曾到会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

  这之后,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拨一点调查经费”给研究组,周其仁和小伙伴们便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走访时,周其仁也觉察到了农村的变化。在黑龙江下乡10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村没有什么变化,去的时候是那样,走的时候还是那样”,但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种田更有积极性了,这其中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正是变化的结果”。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2年取代国家农委,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办公,杜润生任主任。往后七年,“九号院”成为了农研室的代称,从神秘九号院里出发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时代进程。周其仁不曾在九号院办公,但研究调查工作由“九号院”直接领导,“所以,从大学毕业前开始,我们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

  此时,周其仁的身份认同是“研究员”,“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问题”。这与杜润生的领导风格也有关系,他有意不让研究人员走行政官员的路子,农村第一线来的人、不同部门的人、或的人都为他所用。周其仁表示,如此宽松、自主性强、相互激发的研究环境十分难得,“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了”。

  “杜润生老先生最善于从这些人之中提取信息,进行加工、讨论,使得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然后跟更高级别的领导对话,形成政策。”采访中,周其仁对记者解释道:“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器,既接地气,又能通天。”

  因缘际会,周其仁在国外留学多年,遇到关切中国的学者,并有幸一起观察改革中的中国。

  1988年夏天,周其仁随着访美团到了斯坦福大学。在该大学最高建筑胡佛塔上,同行的体改所的一个青年说:“我一定要到这里来读书。”当时,周其仁想也想不到自己会到美国来留学。命运再次发生了转变。周其仁在英国做短期访问,准备返回北京,却因突发事件,去往美国,走上了留学之路。“我根本没有打算来,只随身携带了一套西服。你看,时势比人强!”周其仁笑着说。

  在美国,他像所有留学生一样,学英语、上课、泡图书馆,“这样一来,就把下乡前后学业上的亏空给填满了”。1990年秋天,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的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

  到了芝加哥大学,周其仁才知道因为自己开展农村调查研究,盖尔约翰逊才推荐他做访问学者。“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科斯一样,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研究过中国的粮食问题、教育问题,也批评过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胎化”,他最触动周其仁的,当属其治学态度,“到中国来访问,四处了解实际情况,生了病,用推车推着还要去参加研讨会。”周其仁认为,求学问的精神没有东西方之分,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周其仁谈及的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产权理论的奠基人,曾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则认为,“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事实上,1964年以后,科斯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周其仁把能找到的所有科斯的著作都读完了,“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作者本人”。

  “这么大的教授,我怎么能随便去访问他,而且我的英语也词不达意”面对朋友们不断的询问,周其仁只好这样作答。其实,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获得思想主要靠阅读他的著作,而不是当面拜访。”

  2008年,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时年98岁高龄的科斯,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现场,科斯对中国发出让私企自由竞争、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等十大忠告,最后表示:“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在这次研讨会上,周其仁提交了一篇题为《做对了什么?》的论文,并且第一次见到科斯。会后第二年,他没有依循过去“只阅读著作不当面拜访”的成见,特意去美国拜访了科斯。当时,科斯正和助手王宁修订《变革中国》一书。

  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去世,对他的回忆、对他的经济思想的阐述,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周其仁手头的“重头戏”。刚刚出版的《改革的逻辑》中,周其仁摘录了一段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周其仁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科斯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科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不是某个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变革的过程。

  科斯这一看法,在周其仁看来是中肯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好像有了另一种倾向,读懂了中国,似乎就读懂了全世界。但是,我总觉得,不该着急,中国有发展经验,这个经验本身还在变化,急急忙忙称之为中国模式,比较鲁莽,不太可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风生水起,国际学术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其中一些学者想把它模式化,他们“认为乡镇企业不是私人资本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以社团为基础的最好的发展模式”。有一年,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参会前,周其仁先考察了一番,发现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集体乡镇企业正在发生变化,“在改制过程中”。来到会场,他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你写的论文,还没等你发表,研究的对象已经发生变化了。”几年后,这些论文已经烟消云散。

  对真实世界的执着探索,贯穿周其仁的整个学术生涯。1996年,他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此后,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1997年至2001年,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在评价成都经验时,周其仁认为:“成都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确权为基础,先确定这是农民的地、农民的房。然后再谈转让、流转、市场化重组。确了权,农民才有权算账,合算不合算,参加还是不参加。或者看明白了,再参加第二期也不迟。”在城乡二元划分的土地制度之下,土地确权的缺失,使得失地者无法也不可能充分分享城市化的利益,而成都经验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回到国内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看起来并没有一个中心,他流连于真实世界,他的批评绵里藏针,“一片和风细雨”,与玩弄概念、崇尚尖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下流行的经济学家相比,可算是一个非典型经济学家。

  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

  周其仁对“公共经济学家”这一名号避而远之。“学者的发言可能有公共效益,但别把他的意图夸大成本身就是如此。我从来不是以公共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发言,就是个人一点好奇,一点表达的愿望,有时候就是受到一点刺激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什么公共经济学家的头衔,有点离谱了。”他笑了笑。

  采访时,周其仁完全处在自我的回忆、讲述的状态里。结束之后,他背着包下楼,来到大街上,第一句话是:“这是哪里?”

  1990年 经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介绍,周其仁到芝大经济系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约翰逊是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热爱中国,喜爱中国学生。周其仁认为约翰逊做学问的态度,与杜润生对真实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

  1996年 周其仁结束留学之路,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不久即去“接地气”,参加了一项从黄河饮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历时三年。

  1997年至2001年 周其仁带领学生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电信业市场,组织了系列调查研究,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成为其调查研究对象,考察了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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